不只做好事：社會企業研究院院士談如何衡量社會影響力

從定性到定量的轉變：社會影響力評估的時代意義

在過去，人們評估一個公益項目或社會企業的成功與否，往往傾向於訴諸感性的敘事。我們習慣於聽到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某某機構幫助了五十名長者」、「這個計劃讓一百名青年重拾自信」。這些故事固然是真實且富有感染力的，它們能夠觸動人心，激發捐助者的同情心。然而，隨著社會資源的日益稀缺，以及利害關係人對問責制的更高要求，單憑這些「定性」的描述已經不足以證明其價值。投資者、捐贈者、政府部門，甚至是受助者本身，都開始追問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除了做好事，我們究竟創造了多少深遠且可持續的改變？」這個問題的提出，標誌著一場從「感性敘述」到「理性衡量」的典範轉移。

這種轉變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外部報告的需求，更是組織內部進行策略優化的核心動力。如果無法精確衡量一個干預措施帶來的具體影響——例如，一個技能培訓計劃是否真正提升了學員的長期收入，而不僅僅是結業人數——那麼組織就無法針對性地調整資源配置。此時，社會企業研究院作為一個匯聚了頂尖學者與業界專家的智庫，就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該院提出的觀點認為，將社會影響力「數據化」並非是要溫度計取代溫暖，而是要建立一套能夠讓「良善」變得可視、可比較、可優化的科學語言。唯有如此，社會企業才能在「做好事」的基礎上，進一步證明自己是一種高效的「社會投資」，進而吸引更多跨界資源的注入。

衡量社會影響力的必要性與核心挑戰

為什麼我們需要對社會影響力進行嚴謹的衡量？其必要性可以從三個層面剖析。首先，從「問責」的角度來看，任何獲得公共資金或社會信任的機構，都有責任向支持者證明其資源運用的效率。以香港為例，近年來社會福利署及各大基金會，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在審批資助時，越來越重視申請機構的「影響評估能力」。他們不只是想知道「你做了什麼」，更想了解「你帶來了什麼可量化的改變」。其次，從「管理」層面而言，衡量影響力是組織學習與持續改善的基石。沒有數據，管理者就如同在黑暗中航行，決策只能依靠直覺。最後，從「資源動員」的角度看，一個能夠清晰展示其社會投資回報率的項目，更容易脫穎而出，贏得來自影響力投資者、企業社會責任（CSR）部門及社會創投基金（Venture Philanthropy）的青睞。

然而，要實現精確的衡量絕非易事，當中充滿了挑戰。其中最大的痛點在於「歸因」（Attribution）問題。例如，一個位於深水埗的社區飯堂為基層家庭提供了廉價飯餐，如果這些家庭的整體營養狀況有所改善，我們如何確定這完全歸功於飯堂，而非社區內其他健康推廣活動或家庭自身開支調整的結果？要將「產出」（Outputs，如發放了1,000份飯餐）與「影響」（Impacts，如營養不良率下降5%）之間的因果鏈條建立起來，本身就是一項複雜的科學。此外，「貨幣化」也是一大難題。雖然經濟學家嘗試為「自信提升」或「社區凝聚力」賦予貨幣價值（如使用「願付價格法」），但這些方法往往充滿爭議，且成本高昂。對於許多資源緊絀的小型社會企業而言，聘請專業顧問進行深度評估是不現實的。針對這些困境，社會企業研究院的院士們在其研究報告中多次指出，衡量框架的設計需要務實，不必追求「完美的精確」，而應追求「夠用的可信度」，透過結合定量的統計數據與定性的利益相關者訪談，以三角驗證的方式降低偏差。

院士提出的評估框架與指標：SROI、LISC等實踐智慧

在眾多評估工具中，社會投資回報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是目前國際上最受矚目的框架之一。SROI 的核心在於貨幣化計算。它透過一連串的財務代理變數，將社會、環境和經濟的影響轉化為金錢價值，最終得出一個「投入1元，創造了X元的社會價值」的比率。例如，一個針對「隱蔽青年」的朋輩輔導計劃，其投入可能包括社工薪資與場地費，而產出的社會價值則可能透過計算「節省的心理諮詢開支」、「受助者重返職場後的稅收貢獻」以及「家庭關係改善所減少的社福干預」來體現。這個比率極具說服力，能夠直接與傳統的財務報表進行比較。然而，SROI 對數據質量要求極高，且容易受到主觀假設的影響，因此社會企業研究院的專家建議，社會企業在使用 SROI 時，必須進行「敏感度分析」，明確展示哪些假設對最終結果影響最大，以增加報告的透明度。

除了 SROI，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社會進步指數」及特定領域的框架。雖然 LISC（地方倡導支持中心，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主要源自美國的社區發展實踐，但其強調的「結果導向管理」對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亦有很強的借鑒意義。LISC 框架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關注最終結果（例如「貧困率下降」），更關注中間的「路標」（例如「就業人數增加」及「信用分數提升」），這使得評估過程更易於操作。此外，針對香港特有的高齡化問題，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與社福機構合作，開發了一套結合「生活質量（QoL）量表」和「長者服務使用數據庫」的混合評估模型，用於衡量長期護理服務的影響。以下是一個典型的評估指標整合表，展示了從產出、成果到影響的層次：

這些框架都強調了「反事實」的重要性——即如果沒有這個項目，事情會發展成什麼樣。

數據收集與分析的方法論：混合方法與倫理考量

選擇了合適的框架之後，接下來的關鍵步驟便是數據的收集與分析。在當代影響力評估領域，主流觀點提倡「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的應用。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偏廢任何一方：定量數據提供宏觀的趨勢與統計顯著性，而定性數據則揭示數字背後的故事與脈絡。以一個針對劏房戶的節能教育計劃為例，定量部分可以透過安裝智能電錶來收集參與家庭與未參與家庭的用電量對比數據，計算出具體的節電百分比。而定性部分，則需要研究員深入住戶家中進行半結構化訪談，了解他們改變用電習慣的真實障礙——例如，是否是因為樓宇電路老舊導致無法使用高效能電器，還是單純因為缺乏資訊。

在數據分析的技術面上，近年來也出現了許多創新。傳統的問卷調查仍然有效，但面臨著「填答疲勞」與「社會期望偏差」的挑戰——受訪者往往會給出「漂亮」但未必真實的答案。為了克服這個問題，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採用「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或「生態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在隨機時間點向服務對象發出簡短的狀態調查，從而捕捉更真實的即時感受。此外，對於一些難以直接測量的概念，如「社會資本」，研究人員會使用「名義產生器」問題（如「在過去三個月，你最常與誰討論重要的事？」）來建構受助者的社會網絡圖譜。最重要的是，在這些過程中，數據倫理必須被置於首位。社會企業研究院在其發佈的《影響力評估指引》中特別強調，必須獲得受助者的知情同意，確保數據匿名化，並避免讓評估過程本身成為弱勢社群的額外負擔。特別是在香港這個人口稠密、社群網絡緊密的城市，保護數據私隱更是維護機構聲譽的底線。

將衡量結果用於改進策略：從報告到行動的閉環

如果我們只是為了完成一份漂亮的年度報告而進行評估，那麼這項工作的意義便大打折扣。影響力衡量的最終目的，是創造一個「學習型組織」。這意味著評估結果必須反饋到日常的運營決策中，形成一個「規劃—執行—評估—改善」的閉環。當數據顯示某個服務環節的效果不如預期時，機構管理者需要有勇氣去「砍掉」低效的項目，並將資源重新分配給最有效的干預措施。例如，一間從事認知障礙症長者服務的社會企業，透過 SROI 分析發現，雖然「音樂治療」的活動成本較高，但其對延緩長者認知衰退、減輕照顧者壓力的貨幣化價值遠高於傳統的「桌上遊戲活動」。基於這一發現，該機構決定調整服務組合，增加音樂治療的頻次。

這種「數據驅動決策」的過程，亦能促進與資金方的深度對話。以往，社企向基金會提交提案時，常常只能訴諸理想與直覺。但當有了扎實的影響力數據後，社企就可以像商業企業一樣，向投資者展示其「績效指標」和「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達成情況。例如，一個在香港推廣「剩食回收」的社企，可以將其影響力報告中的「減碳量（噸）」與「減少堆填區負荷（立方米）」數據，直接與其購買的運輸車輛成本進行對比，從而論證其模式的經濟可行性與環境效益。更重要的是，這些數據還可以用於「社會合約」的創新。例如，有些社企開始嘗試與受助者簽訂「影響力契約」，若機構未能達到預定的影響目標（如「學員就業率低於80%」），則退還部分服務費用。這種大膽的嘗試，不僅提升了機構的公信力，也迫使組織不斷精進自身的服務設計。

結語：讓社會影響力清晰可見，提升透明度與公信力

綜觀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發現，衡量社會影響力已不再是一個可選的「附加項」，而是所有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邁向可持續發展的「必選項」。在這條道路上，社會企業研究院扮演著燈塔的角色。透過其院士們對 SROI、LISC 等前沿框架的本土化應用與推廣，研究院正在幫助整個行業建立一套共通的話語體系。當每一間社企都能用相對標準的語言來講述自己的影響力故事時，整個生態系統就不會再只是碎片化的善行拼圖，而是一個能夠與商業資本、政府政策有效對接的「影響力市場」。

最後，回到開篇的主題：「不只做好事」。衡量社會影響力的終極意義，在於將「好事」的內涵具體化、透明化。當我們能夠將一名基層學生的學業進步量化為「未來預期終身收入的提升」；將一間社企的環境貢獻量化為「節省的碳排放交易成本」，我們便賦予了「善行」一種堅實的、不可辯駁的力量。這不僅能夠提升社會大眾對社企的信賴，更能吸引更多的資本與人才投身於這項偉大事業。在未來，我們期待看到一個數據透明、影響力可視化的香港社會創新生態。屆時，「做好事」不再是感性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進步指標。讓每一分資源的投入，都能透過科學的衡量，轉化為清晰可見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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